贝拉:永远在爱的路上

贝拉说自己是一个永远走在爱的路上的作家。少女时代留学日本,后移居北美,在重返故乡上海前,她的足迹几乎遍布五洲四海。印度的神庙,耶路撒冷的哭墙,魁北克的古堡,巴黎的香榭丽大街,威尼斯的小镇,日本的富士山……都曾留下她寻找爱与世界的身影。多年的海外旅居生活,在文学评论家白烨看来,这“恰好使得贝拉与中国文坛以及当代文学有所隔膜,作者因而未被中国文学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影响,加之游历海外多年的心灵放飞,以及作者自身的多才多艺和尊崇内心灵魂写作态度,最终确立了作者与浪漫主义的天然和必然联系。”

2009和2010年的上海书展上,贝拉的作品连续排在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创下了两小时签售一万两千册的纪录。“我的小说背景涵盖了世界各地。这些地理背景和跨文化、跨民族的背后,承载的不仅是我的脚步和履历,更是一个世界漂泊者对爱的敬畏和探寻”。在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背后,贝拉传递的是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爱,在灾难中捍卫人类的生命尊严,在绝望中表达人性的理想,呼唤以人类的大爱去超越现实的痛苦。

2011年,她的《魔咒钢琴》正式签约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影集团邀请美国知名编剧尼古拉斯·梅耶担任总编剧,曾7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殊荣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迈克·梅达沃伊出任制片人,将当年犹太难民在上海得到庇护的动人故事搬上银幕。

日前,本报记者在上海就《魔咒钢琴》及其他作品的创作和海外传播等话题采访了贝拉。

读书报:《魔咒钢琴》以一个中国女孩与波兰籍犹太钢琴家的爱情故事为贯穿始终的线索,重现了二战时期被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流亡上海的历史图景。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从列宁格勒开始,横穿整个苏联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又横穿半个中国到上海,然后又回到弗莱堡,最后又到美国,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有些人还到了非洲阿尔及利亚。而人物也从他们的青年时期持续到老年,甚至到主人公之一的亚当死后。对如此宏阔的时空背景进行转换,写作时需要具备极强的驾驭和调配能力。

贝拉:整部作品的确涉及到不同文化和民族的背景。这得益于我年少时就远涉重洋的经历。当时年纪小,世界观尚未形成,对世界,对爱情、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风俗充满好奇却又朦朦胧胧。每到一地,如同新生儿一样咿咿呀呀地学习当地陌生的语言、文化和习俗,包括模仿皇室女子高雅而亲切的礼仪、走入神圣的教堂供奉出自己虔诚的心……有时候真想参与其中爱一回、哭一回。

至于驾驭结构和时空转换的能力,这方面,其实我对自己并不满意。要不然,作品会比现在要好得多。我只是顺着人物的命运写,人的命运又跟着历史的命运走。比如亚当是波兰犹太人,德国反犹,他只有逃到离波兰最近的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德军进攻苏联,圣彼得堡被围,他们只能逃往传说中的诺亚方舟上海。二战结束,国共内战爆发,上海的犹太人基本上到美国、以色列以及流散到欧美各地。这是历史,也是每个上海犹太人的命运。据我所知,有一些上海作家早想写这段历史,但最终因与犹太文化和宗教的隔阂而放弃。我对犹太文化感到很熟悉亲近,仿佛自己就是周围犹太人中的一位。小说能够写出来,并得到像葛浩文这样的犹太汉学家、翻译家的首肯,我很幸运。

读书报:小说涉及到很多二战时期国际、国内军事的、历史方面的背景知识,以及穿插于其间的大量的音乐描写,这方面的准备您是如何着手的呢?

贝拉:其实,小说最核心的背景是二战时期的上海和俄罗斯,最核心的文化是犹太人的音乐和信仰。关于二战时期的上海犹太人,我采访过很多犹太人和研究犹太人的学者,也有很多犹太人朋友。我从小学钢琴,对肖邦的音乐背景和他的浪漫主义爱国情绪,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的信仰和教堂音乐,合唱和民间音乐,非常熟悉。如果不是作为专业来练习研究,单凭书本知识很难将人物的命运和情感融合进去,变成小说中的情节和细节。

读书报:在今天这样一个崇尚物质消费,人的精神性空间被大大压缩的拜金主义时代,《魔咒钢琴》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了种种苦难,用一生的时间来坚守爱情和人性的光辉。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这种古典式的爱情了。这是否也体现了您的爱情观,或者大而言之,体现了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贝拉:小说中马丁叔叔和李梅的爱,是我对精神之爱的一种理解和信仰。爱蕴藏着无限的诱人的魅力,我常常感受着它的力量,也深深体会到为爱奉献的孤寂和快乐。我最欣赏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这几乎涵盖了我整个精神世界关于生死、苦难、忏悔、忧患和宗教般奉献的命题。

读书报: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选择翻译这部作品,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他说:“我相信这部《魔咒钢琴》的英译本,对西方读者而言,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影响有望超过我之前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您怎么看?

贝拉:葛浩文是犹太人,对犹太人题材感兴趣很正常。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看《魔咒钢琴》流泪。我想感动是最重要的吧。英文译本6月份已经完成翻译,除了给好莱坞的制片人、编剧和导演看,也给了美国著名文学经纪人。据知,美国几家大出版社已经把初版印数陆续报到经纪代理那里,颇为壮观的数字。预计年底将在全球推出。

葛浩文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也在场。他的话让我脸红。由于文化和宗教伦理的差异,中国主流作家的作品被海外读者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隔膜。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局限在学界和少部分知识分子圈。这与我相反,我永远都很难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作品却可以长出翅膀飞到每一处我去过的地方。

读书报:最近,多家媒体报道了以《魔咒钢琴》为蓝本,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迈克·梅达沃伊与上影集团合作打造二战题材巨片的消息。我想这对作品的传播将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您对此的预期是怎样的?好莱坞改编电影的重点是什么?会对您的作品有大的改动吗?

贝拉:好莱坞大片对任何一本书的推广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比如《哈利波特》。我很幸运作为一个中文作家的作品能够被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和演员来演绎。但这一切都必须感谢出版人安波舜先生,是安先生向葛浩文(翻译了《狼图腾》之后)推荐了我的作品,他长期以来接洽好莱坞,呕心沥血推广我的小说。就在版权买卖谈判过程里,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通过罗伯特·库恩(《传》作者)找到了好莱坞赫赫大名的顶尖制片人迈克·梅达沃伊,然后几方一拍即成,皆大欢喜。赵启正为了支持这部电影,当了《魔咒钢琴》的顾问。当然,上海人大常委,政协,文广总局、上影集团,甚至上海市委俞书记都非常关心和支持这部电影。对此,深深地感谢!

至于改编的重点,我不是很了解。我只能根据他们和我的交流谈话来妄加揣测:电影的视角和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我是上海人,我最大的心愿是把上海人对不同宗教和族群的宽容告诉全世界。同时,我也将自己对浪漫和爱情的理解演绎成故事,将李梅李波母子的命运从生写到死。其中半部书写的是母子俩在解放后和文革中的遭遇。我想,好莱坞的导演和制片的视角与我不同。他们关心的是李梅和亚当的故事,关心的是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命运。但书中关于音乐、苦难和信仰一定会贯穿其中。我接触到的好莱坞犹太人连新四军和都弄不懂,统称为中国的军队。他们的视野里是全世界的观众,而我当时创作的时候,眼前晃动的诉说对象是我熟悉的中国人。

读书报:你认为是《魔咒钢琴》的什么打动了像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好莱坞的制片人,以及普通的读者。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一直在提倡“走出去”,但“走出去”之后影响不大,读者不买账,也是个问题。

贝拉:我在小说中有两个主题倾向:非暴力的普世价值和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在哈尔滨过关的时候,亚当的钢琴和犹太人的合唱打动了日本人,使他们垂下枪口。一旦将音乐的力量放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表现,还是令人震撼的。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族群社区的归属感,也是我着力描写的。亚当和李梅的儿子李波虽然成长在新中国的上海,但他就像《狼图腾》中的小狼一样,一旦听见族群的召唤,就义无反顾地去寻找,哪怕是死亡也无法阻挡他的脚步。我的许多犹太人朋友都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天命,也是本能。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没有祖国和家园。他们漂泊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凝聚他们的就是融化在他们血液当中的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许多读者对我说,李波千里寻父的苦难历程,让他们热泪盈眶。他们说我残酷,为什么不让苦难的父子见上一面?但我说,李波的命运其实是众多犹太人寻找家园的命运。战前不用说,死了无数的人;即使战后,流离失所最后能够到达以色列和美国的也很少。瑞士银行里至今还沉睡着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的无主账户。

读书报:有些评论将您的写作风格定位为浪漫主义,您本人认同吗?是什么原因激发您写作“犹太人在上海”系列?能否谈谈您的新作《香肠男高音》?未来的写作会是怎样一种走向呢?

贝拉:我认同。浪漫主义的作品对我的心灵有很深的冲击力。我的大部分作品和故事虽然是在真实的背景下发生的,但却执迷于“爱”的信仰,有着最传奇的色彩和最浪漫的情调,呈现着旖旎的风情和无边的春色;男女主人公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种族、国别、文化的隔阂,甚至可以跨越时空和生死。在我的作品里,浪漫是情绪,是情景,也是情调和意境,具备诗性的魅力和神性的向往。我试图用超乎现实的、对于精神层面的浪漫追逐,唤醒更多人去追寻精神财富。

我曾在提篮桥看到这样一幕场景:一位八旬犹太老太太柱着拐杖,被人搀扶着,抖抖颤颤指着摩西会堂说,这是她当年结婚的地方,老人的眼神在瞬间闪亮,仿佛时光倒流了……就这么亮了一下,诞生了“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第二部小说《香肠男高音》。

近年来,我聚焦于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那段历史,讴歌在历史长河中上海这一辉煌的史诗。在以后的创作中,我将继续深入寻找遗传在上海每根筋络血脉里的大爱和民族精神,以文学的形式将故乡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博爱的情怀展示给世界,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比金钱和物质更珍贵的东西,它能够战胜苦难和战争,那就是人类的博爱和坚定的信仰。

《香肠男高音》早已完稿,但我们计划是全球同步发行。我的出版经纪人安波舜在为此紧锣密鼓的安排各国翻译家,可以确认的是,葛浩文再次成为此书的英文翻译。

读书报:您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行走者,但旅途是辛劳和孤独的,是什么一直支撑着您前行?您如何理解安定和归宿?

贝拉:漂泊与我儿时的经历有关。从四五岁开始,每年我都跟随家人一起远游,火车的汽笛声和旅行的苍凉一直刻在我生命的印记中。从小小少女以柔弱的肩膀背上大大的行囊跨出国门开始,我的家就在路上,在变迁的世界中。在异乡,所有的欢乐都会添上淡淡的忧伤,所有的忧伤都有浓浓的思乡。年少时,母亲在的地方就是家,世界成了我们的家;后来,爱情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成了我的世界。因为对女人来说,情史就是我们的历史,一生幸福与否取决于爱情。5年前,我归来故里,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虽然常置身于满座高朋之间,但内心依然保持着一种神圣的孤独感,而当生命被照亮,长夜都是明媚时光。

在文学阅读和创作上我选择绝对的悲情浪漫,因为悲剧震撼人心的力量无比巨大,一直以来正是那些文学名著中的悲剧深深打动了我,成为我的精神和文学世界。但现实生活中的我生活得很完美,这让我在感恩中开始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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